被誉为“东方油画”列入国家非遗名录 “上海绒绣”如今传承人仅8人

2018年02月26日 08:52来源:www.bj163.net手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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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誉为“东方油画”列入国家非遗名录 “上海绒绣”如今传承人仅8人

  图说:71岁的海派绒绣传承人包炎辉。来源:新闻晨报 下同

  “上海绒绣”——这种在特制网眼麻布上,用彩色羊绒线绣出各种画面和图案的刺绣,被誉为“东方油画”,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  然而,如今掌握精湛技艺的匠人年事已高,年轻人又因绒绣“时间长、回报低”不愿从事这个行当,“上海绒绣”正面临人才断层的严峻挑战。

被誉为“东方油画”列入国家非遗名录 “上海绒绣”如今传承人仅8人

  图说:传统绒绣技艺出现在皮鞋上。

  东方油画

  100多年前,绒绣这项西方技艺由修女们传入上海。精通针线活的本地绣娘们,结合中国传统刺绣技法,学着用一团团花花绿绿的洋毛线,绣织在网格布上,逐渐形成了中国的绒绣。

  “上海绒绣”的制作大致分三步:先放样,用打格子的办法将原稿复制到网眼布底子上;再是工艺师手工自行染色配线,根据原稿画面色彩,染出所需的各色绒线;第三步是绣制,一般先绣轮廓或深色部分,再绣各个色彩块面,最后细部刻画。

  绒绣的制作,非常考究。以配线为例,一斤羊毛可做出976根绒线,每根长1.44米,都可劈作4股。用这种绒线绣出的作品毛茸茸的,立体感胜似油画,因而被称作“东方油画”:无论是逶迤蜿蜒的苍莽群山,神态迥异的飞禽走兽,还是喜怒哀乐的人物肖像,无不惟妙惟肖。

  大幅绒绣作品气势恢宏,人民大会堂国宴厅、湖南厅、香港厅等均悬挂有大幅绒绣作品,优秀的绒绣作品还多次被作为“国礼”赠送给国外要员或重要机构。

  最见功力的是人像,1943年,上海绒绣艺术家刘佩珍尝试第一幅人像绒绣《高尔基》,运用绒绣拼色工艺,用300多种彩帷绒色线表现1000多种色彩,首开中国绒绣艺术品创作人物肖像之先河。上世纪50年代,工艺美术大师高婉玉首次自行手工染色,还用九宫格在网眼布上按比例直接打格放大绣制,进一步创造、丰富了上海绒绣的工艺。

被誉为“东方油画”列入国家非遗名录 “上海绒绣”如今传承人仅8人

  图说:传统绒绣技艺出现在手包和皮鞋上。

  辉煌过往

  绒绣,曾有着辉煌的过往。据史料记载,十九世纪二十年代,上海各洋行绣品以日用工艺品为主,包括鞋面花、粉盒面、提包面、靠垫拖鞋等半成品绒绣花片。1929年,各洋行绣工人数达300人,月产品已达1000余件。

  第一幅人像绒绣《高尔基》的诞生,则让绒绣开始从日用工艺品,发展为艺术品。

  “人物肖像的刻画,层林尽染的山色,都可绣制出来,有很高的艺术效果。”71岁的包炎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派绒绣的传承人,在他看来,绒绣的千针万线胜画笔。

  “色彩丰富,立体感强,乍一看像油画。”包炎辉说:“绒绣必须是纯手工完成,历经拣线、染线、排线、劈线、拼线等十几道复杂工序,所以每件工艺品都是不重样的。”

  据包炎辉介绍,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《毛主席与各族人民在一起》、香港厅的《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夜景》、国宴厅的《万里长江图》等,这类达到二三十平方米的大型绒绣艺术品,均由上海绒绣大师唐明敏领衔绣制。

  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绒绣的订单多得不得了,光红星厂就有职工300多人。”包炎辉说,上海曾有红星绒绣厂和东方绒绣厂两大绒绣厂,制作了不少精品。

  “现在要绣制这样的大型作品,越来越困难了。”包炎辉说,与一般刺绣不同的是,绒绣技艺对色彩的追求是近乎苛刻的,而如今能做到劈线分股、逐针配色等技艺的绒绣师屈指可数——目前,海派绒绣的市级传承人仅有8人。

  人才断层

  一幅顶级绒绣艺术品的制作周期,往往需要半年甚至一年时间。由于绒绣时间长,回报低,很多年轻人对此并不感兴趣。而绒绣只能人工操作,无法用机器代替,又导致了其价格高昂,难以市场化运作。

  上世纪90年代,上海红星绒绣厂和东方绒绣厂历经兼并、改组,最终歇业。2000年,在原红星厂厂长包炎辉的带领下,一批绒绣技术人员在浦东新区洋泾街道泾南路重组创业,成立了上海黎辉绒绣艺术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黎辉绒绣”)。

  2011年,“上海绒绣”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为保护和传承绒绣这门技艺,洋泾街道专门辟出一幢“小洋楼”,建立了洋泾绒绣保护传承基地(传习所):一楼为展示厅,现有艺术展品百余幅,周一至周五免费对外开放。二楼则为大师工作室以及绒绣生产车间,供参观者了解绒绣的制作过程。

  传习所内的5位老匠人,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唐明敏领衔,最年轻的也已近花甲,年纪最大的一位77岁。

  “40年来,绒绣行业人才一直在消耗,几乎没有补充。”包炎辉说,他们也曾尝试培养一些年轻的传承人,但绒绣工作时间长、内容枯燥,最终把年轻人吓跑了。

  “2009年至2010年,我们招了5名大学生、1名中专生,学习时间最长的2年,后来都先后跳槽离开了。”

  转型尝试

  2017年底,晨报记者在传习所的绣制车间,看到一幅正在绣制的唐卡题材作品,约3米长的绷架上堆放着各色毛线,仅黄色系的线就有近10种。

  这幅画作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唐明敏和另一位绒绣师完成,预计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工。可是从去年年底开始,唐明敏就因身体不适,一直无法开工。

  “绒绣作品的订单不缺,但我们也不敢接单子,一旦开绣费时费力,绒绣师们都上了年纪,如果不能在期限内完成,又有毁约的风险。但出不了作品,就养活不了团队。”包炎辉说,这一窘境,一直困扰着他们。

  包炎辉说,一般情况下,每年能完成一到两个大型绒绣艺术品,就能勉强维持企业的生存,但“大型精品需要多人合作,还要技术相当,太缺人手了”。

  包炎辉的儿子包粒从事设计行业,201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受朋友之托将一只“暴力熊”模型上彩。他用八张不同的绒绣绣片代替颜料,通过裁剪拼贴,给这只“暴力熊”穿上绒绣的衣服。

  这只“暴力熊”便是黎辉绒绣文创品牌“QueensBack”的灵感来源。父子俩殊途同归,希望将传统绒绣技艺融入现代生活,让它出现在日常所用的包包、皮鞋等配件上。

  只是,这种跨界依然处在探索阶段。目前,“QueensBack”的销售路径主要还是熟客生意,“依靠以前积累的客源和展厅参观的客人,也在尝试买手店、电商等销售渠道”。

  专家建议:资源整合 做大做强

  晨报记者注意到,绒绣保护单位除了包炎辉所在的洋泾绒绣传习所以外,还有高桥绒绣馆、恒源祥绒绣工作室、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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